台灣人權學刊 | 學生權益與教師人權培育｜林佳範｜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三集

學生權益與教師人權培育｜林佳範｜人權群像第二季第三集
台灣人權學刊編輯組

摘要

林佳範教授開台灣社會風氣之先，率先在二十年前，就開始研究學生的受教權，並協助教育部教師輔導團的成立，以及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社會運動。本文有以下八項重點：一、林教授講述學生權利，先站在教育的角度，強調教師的身教比言教還重要，想要落實人權的價值，一定要注意老師在宣揚人權理念時，有沒有不慎侵犯學生的權利；二、教育部輔導團的召集工作，是一項課程教學的支持系統，不但系統化，也能長期經營，是師資精進的重要資源；三、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工作，其背景來自政黨輪替下的台灣，面臨了民主、自由價值被侵犯的威脅，並促進「集遊法」的改革；四、學術界與社運界的互補關係中，理論跟實踐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有時候需要真正走上街頭，才能真切體會「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這幾個字所代表的意義；五、檢視推動校園人權教育的困境，在於師資本身要能認同人權價值，並且誠實面對自己的偏見，才會有之後行動和實踐。此外，需要面對傳統觀念講究階層倫理的觀念，與人權講究普遍性、固有性的衝突，而民眾最難接受的是，保障壞人的人權權利；六、伴隨網路的發展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網路社群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它打開學生過去單一受教的限制，開啟學生多元的視野，提供學生串連意見的便利；七、民主政治中的民眾參與能力，可將落實「審議式民主」與否視為指標，它代表民眾對於解決問題的素養，以及關注議題的細緻程度；八、後記—人權教育的推動方向，林教授希望發展出跨領域的人權教案，便於老師們教出人權教育的實質內涵。

關鍵字：學生權力、人權培育、人權教育輔導團、審議式民主、集遊法

壹、前言

林佳範教授是一位法律學博士，他畢業於英國亞伯丁大學公法學系，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曾經擔任教育部人權教育委員會第三屆委員、教育部第一屆到第三屆人權教育諮詢小組委員、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兼副會長、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兼會長等多項要職。他的學術專長為學生權利、教育法、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哈伯瑪斯。

林佳範教授大約在二十年前開始研究學生的受教權，當時的台灣學者很少關注這個領域，他算是開風氣之先。另外，他從 2009 年到現在，一直主持教育部的人權教育輔導團，這算是教育部關鍵的項目之一，只可惜教育部這幾年來對人權教育的關注減少許多。林教授同時在 2009 年到 2015 年之間，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職務，台權會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人權組織。由此可知，林教授為台灣人權工作，盡了非常大的力量，也做出非常多貢獻。然而以林教授法律專業的背景，又是如何轉向在教育界、民間團體推動人權教育呢？

貳、開社會之先的學生權利

林教授表示在大學的時候，他是念法律哲學的，那時比較專注在哈伯瑪斯的理論，他自認不是一位典型的法律人，因為他接觸到的不只法學，還有社會學、哲學等理論課程。在林老師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任教時，即了解這個系的目標之一，就是為台灣培養優秀的公民老師。如果身為一位公民老師，需要學習台灣民主化之後的公民教育課程，特別是人權領域。因此，林教授開始涉入人權教育的課程。考量到上課的學生未來都有可能成為公民老師，林教授於是在「法學緒論」、「刑法」這些法律類的課程中，穿插民主社會基本的價值和理念、如何善用法律的保障，以及基本架構的介紹。林教授在這些年累積的課程範圍包括「人權教育」、「法治教育」，還有「學生權利」。「學生權利」一直比較少學者研究，而林教授站在教育的角度出發，他認為身教應該比言教還更重要，想要落實人權的價值，一定要注意老師是否一邊宣揚人權理念，卻又一邊在教學中侵犯學生的權利。林教授體認到這些議題都是有關聯的、自然發展出來的，甚至是舉足輕重的，也讓他更加投入人權教育。

有些人對師資培育、師範學校持有一些偏見，認為師範體系的學校，不但校風保守又專制，屬於上一代威權體制的宰治工具。不過在台灣逐步體現民主化的社會後，隨著教育界不斷的改革，師資培育已經不再是師範學校的專利，而台灣師範大學也轉型成綜合大學。林教授大約在 1998 年進入台灣師範大學教書，在臺灣師大具有法律背景的老師並不多，又遇上公民教育內涵慢慢的去道德化，著重在現代民主法治，所以林教授想要好好銜接公民與法律這二個領域。

參、教育部輔導團的召集工作

大概是 2009 年開始，林教授開始出任教育部輔導團委任的召集工作。林教授解釋說輔導團的名字看起來有點可怕，它的全名是「教育部國教司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群」，其實就是教育部支持學校老師的課程教學，所產生的一個機制。林教授從九年一貫的課程開始參與，一直延續到現在，台灣準備要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了。

之前的九年一貫課程有不同的領域，比如說國文領域、英文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等等，理想上「人權教育」應該放在台灣的課程發展史上面，大約在 2009 年，「人權教育」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正式的課綱中。林教授特別說明人權教育課程的形式，跟「領域課程」不太一樣，「領域課程」會有明確規劃的時段，有具體的教材，當然在課綱中，也會指示教師們應該施教的重點有哪些。而人權教育的議題，採用「融入式」的課程方式，融入式的本意是希望每個領域在涉及人權議題時，都能教導學生認識人權。可是人權教育在過去的台灣校園中，幾乎沒有做過。假設我們期待國語文老師在課程中教學生什麼是人權，可是國語文老師本身對人權的認識有限，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實在難以期待老師們在教國語文領域時，會主動把人權相關的重要議題、知識、價值等，提出來說明。

因此，就算課綱中有明確記載，要將人權議題採用融入式教學，在缺乏配套設施的情況下，一般的老師並不具備相關知能的，因此成效非常有限。當時流行過一個笑話，融入式教學就是「溶入不見」，意思就是說，雖然人權教育有明確的寫在課綱上，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有辦法把它教出來。教育部後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就想透過成立教學輔導團，協助老師們教學。它的運作機制是在每個地方都成立「人權教育輔導群」，參加的都是學校校長、老師。另外還有「中央輔導團老師」，透過一些篩選程序，找出比較資深、比較有教學經驗的老師，配合一些學者、專家，共同協助地方輔導團的團員，一方面增加老師們的人權知能，一方面也增進老師的教學技巧。因此，輔導團就是一個課程教學的支持系統。

從零到有是一件艱難的事，人權教育輔導團不知不覺也成立了十年。林教授特別感謝黃默老師，黃老師常常幫助央團老師認識國際人權公約領域，教輔導員設計出很多課程。黃默老師表示跟這些國中小老師的互動過程中，感受到他們都非常認真，也很優秀。

比如說今年先國內法化兩公約，或是 CRC 兒童權利公約，當國家要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時，也要提出國家人權報告。不同的國際人權公約都會要求教育體系重視，甚至希望老師要有相關知能以了解公約內容。於是會出現政策性的研習，可是這種研習都是片段式的學習，最多持續二、三年也就結束了。然而輔導團的機制不但具系統化，也能長期經營，算是現行教育體制中，能夠長期耕耘的一個資源。

人權輔導關注的內容也包括兒童權利、婦女議題，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讓老師們認識人權價值，再由老師教給學生。有些議題就算還沒國內法化，輔導團也開始教了。面對很生硬的國際公約、法律，一定要經過轉化才能運用在教育體制中。也就是說，輔導團是整個教育體制中，一個長期培育老師人權知能的重要機制。長遠來說，林教授更期待老師們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就具備人權知能，可是除了少數學科，像是公民與社會學科的師培課程，會講到人權，其他科的老師，例如國文老師、英文老師，在養成的過程中，不太有機接人權課程，除非是在大學通識課中，學到人權相關知能。而輔導團的存在，也能補足這方面的缺口，讓在職老師，不分學科都有機會學習人權知能。

另外，過去九年國科使用融入式教學的議題有六項，現在的十二年國教課綱裡，多達十九項，包括生命教育、道德教育、閱讀素養等等，各個領域的學者各自提出需要導入的議題，例如財政部門會希望學校教理財教育，法務部門會希望教學生法治教育，太多議題了，反而有點雜亂無章的情況，而且回到實際執行上，很難做到真正的落實。這個部分，有待進一步的提升。

肆、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工作

林教授跟台灣人權促進會也有很深的淵源，這與在教育界服務，是很不一樣的經驗。談起投入的機緣，起先是因為林教授有許多社運界的朋友，自然的跟社運團體有一些接觸。然而台灣解嚴時，他才大學畢業，當兵之後沒多久就出國留學了，等於台灣民主化過程，有一段時期沒有參與到。在他學業有成回台灣後才開始投入，不過雖然人在國外，他仍然有在關心台灣民主化的發展。2009 年前後是比較有趣的階段，就是國、民二黨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八年後，國民黨又再度執政，特別是陳雲林來台的事件，顯示當兩岸頻繁且積極的交流。可是二岸交流並不是說我們的價值觀傳遞給他們，反而是帶進中國一些不太理想的思維及作風。林教授因此萌生加入台權會的想法，後來又出任會長，來自於這樣的時代背景。

人民能夠上街頭表達訴求的生活方式，這種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在換了一個政府之後，那種戒嚴的經驗又回來了。人們發現台灣的民主需要守護，野草莓運動就是回應剛開始的二岸交流，林教授希望台灣的民主、人權能夠更穩固。而野草莓運動有另外一個訴求，就是直接聚焦「集遊法」，希望能修改就章程內容。台灣雖然是民主國家，但是從解嚴之後還存有國安三法，像是集遊法的專法，還有國家安全法，仍然限制著人民的公民權、政治權。1984 年台權會的成立，就是挑戰當時的人團法。也就是說，台灣好像是解嚴了，可是對於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利還是有很大的束縛，當時還有遊行許可制的機制。集遊法經過大法官認定，有些內容是違憲的，甚至已經宣告了兩次違憲，可是一直到現在，集遊法還沒有完全修成符合民主社會人民應該擁有的內容，所以說這個抗爭仍然持續著。林教授也在 2009 年左右，在立法院前辦理的「集遊法送終」活動時，因為違反集遊法而被起訴。對社運團體來講，起訴其實也是抗爭的手段之一，透過訴訟去爭取、挑戰法律的正當性，林教授就是在這樣機緣下裡面，當上了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

伍、學術界與社運界的互補關係

談到在學術界的工作跟從事民運活動，當中有許多差別，從某個角來說，學術界有一點像烏托邦。但是學術界不乏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的老師，能夠協調二邊的人脈關係。以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來看，它可算是社運團體的一種。事實上，學術界也區分不同階層，若只是概括來說，學術界著重在理論，如果能走上街頭就是印證理論，所以對林教授來講，走上街頭是實踐理論的最佳場域，讓學術研討比較不會在雲端，而能夠承接人民實際需求，這是林教授多年參與社運活動的重要成長。理論跟實踐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特別是當林教授在教導學生的時候，時常提到《憲法》說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可是要等你真的走到街上的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這幾個字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有時候即使是和平地表達意見，也會遭遇到很多的阻礙，其實我們那時候是辦了一個，當年林教授認為台灣的集遊法很荒謬，因為是採取「許可制」，政府同意了，民眾才能上街頭表達不同聲音，如果政府不同意，即使有多麼正知正見的想法，都無法廣為宣傳。唯有民眾的婚喪喜慶的聚集，屬於例外情況，不需申請許可的。所以林教授等人就想到一個方式，透過一個喪禮的形式，是給集遊法送終，希望集遊法此時就能夠終結掉。因為林教授是教法律的，所以他對法律的認識，特別是理論跟實務之間的差距，有深刻的體會，而且在他教學的時候，能更讓學生了解到就是「法律絕對不是法律條文」，法律是一套機制，而且這套機制會涉及到政府公權力，而個公權力會涉及到人為的運作。人為的運作中，法律規範的界限到底法允許到哪個地步，那條界線受到哪因素影響？其實現實面的因素不純然就是規範面，而法律條文、價值，要怎麼實踐，也得兼顧到很多現實的條件。

林教授表示他從來不會帶學生上街遊行，因為上街遊行代表著每個人的自主性，他非常重視。他認為身為一個老師，不能濫用這個身份帶來的權力。林教授選擇使用很多的例子，也會提供很多參與行動的機會，老師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會鼓勵學生自己上街頭，或者進行社會實驗。公民老師透過街頭體會，能夠豐富教學內容。這是林教授自己上街頭的真實體驗，對於在教授人權這些東西，也能有更深刻的體悟。他也希望為學生們提供多方面的訊息讓學生了解，舉很多的具體實例，引發學生討論人權的爭議。

陸、推動校園人權教育的困境

檢視人權教育也二十年了，人權活動也是十多年了，從林教授的角度，認為人權教育最核心的應該是老師這一塊，當老師有人權的價值的時候，不管是言教上、身教上都是一個示範。簡單來講，人權做為一個價值，跟一般學科的知識教育上是不同的認知層次，首先要認同人權價值，才會期待之後行動和實踐，如果一開始就不認同，根本不可能推進到行動和實踐。所以人權做為一種價值來教育，身為老師的林教授，開始發展學生權利這一塊，這做的目的其實也是為了人權教育，因為這是最直接、最相關的。到底老師的輔導管教權利，對於管教學生的行使權，符不符合法律的規範？人權價值從中產生。林教授探討了很多學生權利的議題，從人權教育推動的角度是最直接的例子，當然還有很多層面可以講述，像是從教材、從課程，對林教授來講，最核心的應該是師資培育這一塊。

林教授選擇一開始先講學生權利，而後才講人權教育是有原因的。林教授有個深刻的印象，在他想宣揚學生權利的時候，有老師直接挑戰他，有老師舉手質疑的說：「學生其實更應該要學習的是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權利。」甚至遇過一些老師直接挑戰說：「你講學生權利，根本是助紂為虐。」這大概是二十年前剛開始進入到教育體系講學生權利時，林教授所面臨的狀況是這樣的。林教授很客氣問那位老師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不懂權利，他會去尊重別人權利嗎？」那位老師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就師資培育來講，特別是公民老師這一塊，林教授會覺得至少要把一些重要人權價值，安排進系上的課程。他也透過教育部的研會中，跟很多老師討論學生權利。2006 年時，台灣學校還有「髮禁」，以及強調「禁止體罰」，這一塊對林教授看來，都是廣義人權教育的一部分，屬校園人權環境的營造，特別是在規範上的修訂。其實在教育基本法裡都有明訂禁止體罰，然而 2006 年取消髮禁的推動，林教授覺得是校園裡人權知能的提升，是重要的里程碑。至少到現在，大部分的老師已經知道體罰是不對的。可是在林教授掌年剛開始提倡禁止體罰的時候，很多老師是認為那是怎麼教小朋友，老師們不知道其實還有很多方式可以用，還有很多正確的方式。所以如果要檢視人權教育的施行成效，林教授認為在禁止體罰這一塊是顯著的。可是在融入式課程中講人權教育這一塊，因為沒有明文規定的時數，沒有明確的教材，是看不太到成效的。除非是授課老師本身對人權有清楚的認識，不然很難跟學生宣導。

林教授近日幫國教署做人權教育自我評估，因為國教署的規模是普查，全台灣所有的國小、國中、高中、技術型高中，都要填問卷。林教授團隊設計的問卷中，針對的就是學生在教室裡的人權課程，老師使用的教材是什麼？然後大約不到四分之一的學校回傳教材檔案，這可當作一個指標，就是老師們真的有教，才會產生教材嘛，也才會有後來分享出來的動作。如果用這個指標當作有在教人權的老師，大概全國只有四分之一。若是從這個角度來講，台灣校園的人權教育推動之路還有很長要走。這是課程體制的現況，因為本來就不是強制規定，也可以說成「可以教，可以不教」。當然有些因素在於老師們原先的課程的都教不完了，所以很難再教這些「額外的課程」。

分別在 2013 年、2017 年，國際學者、專家來審查台灣提出的兩個國際公約報告時，也都強調台灣應該要把比較完整的人權價值、人權意涵教給學生。不過人權教育是否牽涉到傳統文化呢？林教授認為有絕對的影醒，因為台灣社會的文化受儒家影響非常大，儒家倫理非常講究「差別」，跟人權強調的「普遍性」看似不太相同。台灣校園裡時常講「尊師重道」的傳統倫理價值，至今影響很深。從廣義的人權教育中，「性別平等教育」應該也算人權教育一環，只是在台灣的法治上，把性平教育與人權教育區分開來。可以從最近的同婚議題，發現很明顯的世代差異，比較年輕的世代，普遍上比較支持同婚，比較年長的世代傾向反對。所以說，教育到低有沒有用呢？林教授認為教育還是有影響的。至於傳統倫理價值的影響，林教授認為勢必會受到影響，不過林教授也一直提醒老師們要有的態度，就是「面對自己的偏見」，人權教育講禁止歧視，老師們必須先檢視自己的偏見，面對後就有機會改變，改變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花一些力氣解釋，讓老師們了解認知方面是不是受限於傳統倫理價值的影響，造成忽略人權的現象。

這些是進行人權教育裡，必須面對的，就連林教授主持的輔導團中，很多老師一開始也沒有人權觀念，所以林教授寫了一篇問答式的文章，他用了大概十多個問答題，讓輔導團的老師省思與討論，文章的主旨最重要的就是促使老師們對人權價值的認識。介紹人權價值時，如果直接講人權就是人性尊嚴、尊重，對一般人來說很難體會，林老師先從解釋「誤會」開始講起，比如說「人權是在保護少數人嗎」、「人權是在保護壞人嗎」？

簡單的講，教導人權多少會受到文化價值的影響，可以從最根本的、常常見到的誤會先釐清，這些誤會往往就是受制於傳統倫理價值的影響，再慢慢帶出人性尊嚴與尊重。一般人都知道倫理的價值，至於人權講的倫理跟傳統的倫理差異在哪裡，正好就是在自由、平等這兩個價值的不同。因為傳統的倫理價值中，強調的尊重往往是個人的身分¹，尊重的是身分而不是個人，也沒有人權固有性的概念。傳統文化中講的另外一種尊重，是贏得別人的尊重，如果表現得好，就能獲得眾人的尊重。教人權價值時，也會講到「壞人」的人權，特別是「廢死議題」，這是在介紹人權時一定會特別帶出來的，人權講的普遍性是什麼？人們對於朋友擁有人權這件事，並不難理解，對於家人享有人權，也都能夠接受，但是要承認討厭的人、作惡多端的人也配有人權這件事，是很難接受的，但這個才是人權的普遍性，以及人權的固有性。人權並不是說要在社會上表現好，才可以贏得他人的尊重，人權是與生俱來的，這個部分突顯出人性尊嚴的尊重跟一般講的尊重是不同的。所以說教師在介紹人權時，不需迴避傳統文化的影響，反而要妥善處理這個部分，唯有仔細釐清二者之間的不同，才能真正理解人權的尊重與包容。

柒、網路社群的影響力

柏楊先生曾經提出人權最關鍵的就是尊重跟包容，關於校園的人權教育，除了師資領域，再擴大一些看多年來的威權體制。文化的改變需要更長時間，在民眾的參與方面，可以先看高級中學教育法，除了因應十二年國教進行了一些改變，當中也明訂學校要輔導學生成立學生會，在學生權利相關的校園會議中，也要有學生代表的參與，這個都是法規明文規訂的部分。至於實際的情況，當然有表現比較好的學校，也有很保守的學校，這個部分可以從學生是否會站出來「抗爭」、捍衛權利中，看出校風的不同。

以中華民國遷台之後，中華民國教育史來講，高中生走進教育部，挑戰教育權威，抗議課綱微調，是從來沒有的例子²。林教授點出一個現象，就是網路社群有很大的影響力，他指導的學生正好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所以林教授也蠻清楚當中的關鍵處。課綱的調整是很專業的事，當時有一群很關心課綱微調的學生，跳出來抗議教育部的改革出現問題。林教授分析到，當時應該也是有一群高中公民老師，在課堂上指出課綱的問題。對林教授來說，政府課綱微調的意圖，有點走回頭路，政府想要把手伸進教育界，使得高中生都站出來抗議，這點讓林教授感到很意外，他認為這一群學生應該不是一般的學生。

林教授解釋到，會把學生分為「一般的」與「非一般的」，想表達的只是，一般的學生只關心考試、升學，比較少學生願意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當然這是因為現行的考試體制，讓學生變得自私自利，必須先顧好自己，才能在社會上的發言有力量，自然不太有機會讓學生培養公民要關心公共事務的素養。在林教授的學生進行調查、訪談時發現，很多時候在於公民老師有沒有辦法培養出這樣的學生，這個是研究重要核心。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可以增加學生政治參與的可能性，也就是網路社群的影響力．特別是智慧型手機的興起，以及網路的普及性，讓學生在參與社會的條件上寬廣許多，還有學生的意見串連上，都擁有過去沒有的條件，讓學生有了許多公民實踐的場域。因此，林教授認為「公民課」與「網路」，網路提供了更為實際的條件，影響了學生的公民意識，還有公民參與知能。

捌、民主政治中的民眾參與能力

以台灣現在的教育體制來看，教育基本法是台灣民主化很重要的基礎，就是把教育體制整個民主化，民主化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參與」，還有「國民教育權」的概念。相對過去比較偏向國家教育權的概念，現今的教育事務不再由國家完全掌握，教育事務應該是讓教育的重要關係人共同參與，當然家長從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家長參與學校的很多事務，或是參與學習課程，都是回應教育基本法的法令基礎。不過凡事有利就有弊，在有些情況來看，家長的積極參與也帶來負面的評價。林教授認為「家長參與」是推動民主化的過程，包括學校民主化、社會民主化，可惜有些家長過度參與了。特別是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還有許多反同團體透過家長，想要干預其中。不過從架構來看，學校教育多元化是一種趨勢，從學習的角度來看，學生可以上網找資料、學習這件事，就打破過去威權統治控制時的單一價值社會觀。學生隨時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台灣社會是民主開放的，家長有各種不同的家長，有「反同家長」，也有「挺同家長」，這是社會的實際樣貌，本來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老師們要做的，就是至少在校園中，提供學生進行「民主學習」或「民主參與」，才能開啟學生重要的學習契機。如果老師們真的想要教育家長，也需要透過這些衝突的面對與挑戰，才會學習跟成長。

林教授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還在學習摸索階段，還沒辦法達到審議式民主，對於很多政治人物的行為，民眾都太輕鬆放過，喊口號時並沒有搭配具體可以的政策，還有媒體在這個層次的討論及分析，是不及格的。沒有辦法引導民眾對公共政策進行更細緻、更細膩的討論。民主就是要不斷的調整，杜威講「做中學」，選民也是透過不斷的民主洗禮，進行每一次的投票，這是很好的民主教育。選民同時也要承擔，圈選出來的公僕是這個樣子。可是現在的台灣社會，還沒培養出審議民主對公共政策論述的能力，進而提出公共的審議，台灣民眾距離全面性的民主素養，還有很多成長空間。對於人民，媒體的影響力很大，可是現有的媒體預設民眾的程度不高，所以沒有辦法發揮媒體影響力，引發民眾進行更細緻的討論。為什麼林教授會視「審議式民主」為民主政治的指標性發展，林教授表示台灣在體制面的民主化發展，是沒問題的，但有點忽略文化素質的民主化。他認為民主化是在日常生活能夠進行，特別對於有爭議的議題進行討論。所謂審議式民主不是推翻這種投票式民主，但是要想進行公共審議，需要培育民眾的政策素養，這一塊也是林教授在推動公民教育中，蠻重要的面向。公共審議不一定是世界咖啡館³才能做到，像是公民陪審團等各種模式都可以運用。這也涉及法律體制的改變，台灣最近在討論司法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人民參與審判，這就是體制面的改變。過去審判權集中在專業法官手中，現在將一般民眾參與審判的空間騰出來，讓一般民眾對法律、法案產生學習動機，還要蒐集多元的資訊，在日後參與刑事案件的審議時，才有能力做出判斷。公共審議是撇開大家既有的立場，先針對各種議題、站在各種立場去理解各種利弊得失，然後再做決定。所以審議素養最好從小就開始訓練和培養，當然長大後還是可以學習，只是帶來的成效不一樣。

在林教授看來，只要民眾能掌握到公共審議的基本精神，甚至落實公共審議要能包容不同意見的涵養，公共審議就能收集到「比較多數的」、「集體的」的共同意見，能夠重視少數不同的意見，這才是民主包容的實踐，而這又是最重要的精神。以台灣的政治發展來看，審議民主並不是最終的形式，但它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台灣社會可以嘗試更細緻的看待社會議題。簡單來講，政治的過程就是要解決大家的問題，談談口號是沒辦法解決問題。譬如說高房價問題、少子化問題，這些大家都會遇到的事，並不是喊口號就能解決，而是要拿出具體的做法和方案，而且政策的推動，還要考量財務面、法規面、可行性、民眾接受度等等。可是現行社會對公共政策的討論還沒有辦法很細緻，也就是說很多問題無法處理。選民投票不能只是投喜歡的口號，而是要投對的對策，才能夠真正助人民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審議民主比較能夠聚焦在公共政策的討論。

玖、後記—人權教育的推動方向

林教授表示，台灣的民主很脆弱，內外都有敵人，外部敵人很明顯，有一個惡鄰隨時想把台灣併吞掉，內部的敵人有民粹化現象、媒體角色不稱職等眾多問題。林教授說人權教育一定是做不完的，以輔導團的工作來講，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地方，像是針對人權教材的編纂。其實過去十年來，他們每年都會執行一個目標，像是喚起民眾對「世界人權日」的重視。他們也希望能發展出一套可以行的教案，讓所有的老師都可以用來教學。還有主題式的活動，2018 年辦了「人權七十大步走」，是要慶祝世界人權宣言七十周年，2019 年是兒童權利公約三十周年，也有相應的活動。林教授的重心就放在再發展一套教案，讓各級學校的老師可以簡單又快速的理解人權教育的實質內涵，以便進行教學。

至於在融入式的課程中，教育部分了好幾個主題，像是人權基本概念，有責任、民主、生活實踐、救濟這幾個面向，都具有實質的內涵，林教授希望這些實質內涵都希望能夠被教到，林教授為此而努力，希望每一條實質內涵都能夠有具體的教案可以參考，最好是跨領域的教案。當然實際教學時，不太可能讓每一個領域都能被教到，但是至少要有多元化的發展，就是有的領域可以教這條，有的領域教那條，讓老師有具體的參考。林教授也將這些教案放在網站上，方便各級老師需要時，隨時可以下載參考。

教案的展現方式，會有一個詳細說明，包括整體說明及補充說明，例如說教導人權基本概念，即包括人權是普遍的、不可侵犯的。林教授說目前還沒全面性的寫出實質內涵，可是希望未來做得完整一點，而且讓不同領域都能夠教到人權，這才是真正的融入式教學。至於民間的團體、民間的抗爭，林教授目前比較少親上前線，但是在民間公民法治教育基金會中，還是持續的透過民間力量推動法治教育，特別針對司法改革。法治教育中，如果要加入人民參與審判，那麼人民基本法治素養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這些都是林教授未來想要努向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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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段為林教授個人的觀點，然而《尚書．五子之歌》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段以民為本的論述，可以看到儒家也重視人權的固有性，以及《孟子．盡心上》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講的是由近而遠的「普遍」關懷親人、朋友，而非依「身份」不同而給出不同的尊重態度。只不過中國歷代的統治者，不曾落實正統的儒家人權價值。

^[2]民國八年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可能有高中學生參與示威遊行。

^[3]「世界咖啡館」是一種交流意見的運作模式，進行時先將與會者分成若干小組討論各意見，再讓與會者一次一位的移動至下一組「喝咖啡」、交流意見，如此輪流數次，直到每個人都到所有組別討論過意見為止，能夠促使與會者聽到各方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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