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黃默／東吳大學文理講座教授

受訪者：王興中／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採訪稿撰稿人：張妙淨

採訪日期：2022年8月30日　

本專題採訪獲「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

摘要

王興中老師致力於參與國際人權及台灣本土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在就讀博士班期間，為完成博士論文，曾親自前往中國訪問維權律師，獲得許多第一手中國人權研究資料。本次訪談主要分為幾個部分：壹、前言；貳、自我認同的轉變；參、政治啟蒙；肆、普世價值與本土化運動；伍、研究興趣的轉變。

關鍵字：維權律師、中國研究

壹、前言

王興中老師出生在雙親都是外省人的家庭中成長，又因為父親是公務人員，從小便在公務員的宿舍長大，深深受到「黨國教育」的影響。王興中老師小時候的志向是要「復興中華」，並期許自己長大之後要加入國民黨、從事政治相關的工作，不過這個志向的轉變，但因為高中的經歷，王興中老師對於小時候立下的志向產生懷疑，在大學時期轉變為熱衷參與黨外活動。

貳、自我認同的轉變

由於自小接受黨國教育的關係，王興中老師曾經將對於政治、社會議題關注的重心放在中國，認為有責任要去完成中華民國的建國大業。但王興中老師在就讀高中時，曾參與過不同的社團，其中也包含三民主義研究社，但就在參加社團活動的過程中，便發現這些活動受到很嚴格的限制，譬如說，王興中老師曾經與同學想組織全台北市的三民主義研究社聯合會，但馬上就有教官來關切他們的活動以及制止他們成立這個組織。同時，王老師也發現在校園裡面，都有國民黨的影子，某些老師、特別是教官，都是國民黨的幹部。除此之外，某些表面上是一般社團的學生社團，實際上是校園裡的學生黨部。在高二時，曾有教官私下告訴王興中老師，有人在情治系統的會議裡面檢舉他是「台獨分子」，如果最後留下記錄，可能會喪失領取獎學金及出國念書的機會，影響非常嚴重。雖然當時教官是想保護王興中老師，但卻也讓他心中埋下一個人生觀轉變的種子，因為原本王興中老師認為情治機關不會進入校園、國民黨也不會在學校裡面監視學生，但經過此次事件，才發現事實與自己認為的不同。

除此之外，王興中老師甚至曾收到過擔任校園特務的邀請。在考上大學沒多久後，王興中老師便收到自稱教育部官員的來電，邀請他到教育部的餐廳見面。雙方見面後，對方便提出希望以每個月幾萬塊錢為報酬，請王興中老師協助定期提供報告的請求，但是王興中老師並沒有接受。該事件大約發生在1980年代後半，黨外運動正值蓬勃發展期，在86年前後，有地方縣市長、立法委員的選舉，王興中老師便開始去參與候選人——尤其是「黨外」候選人的演講，包含傅正老師競選立法委員的演講，也都可以看到王興中老師的身影。

在這些場合常常能看到很多地下媒體的錄影帶或是其它的報導，常與電視新聞呈現的觀點有相當大的出入。而王興中老師也因為這些經歷，發現實際政治的運作與當時政府的宣傳大相逕庭，他的個人認同也產生轉變。上了大學之後，王興中老師熱衷參與當時的社會運動以及反對黨的活動，但多半仍扮演從旁觀察的角色。

參、政治啟蒙

在高中時期歷經社團事件、被檢舉以及與教育部官員接觸的事件後，王興中老師認為國民黨對於政治和歷史的論述有許多不實在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也認為應該從關心台灣的人權議題開始，因為從高中、大學時期所經歷的事件，王興中老師認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皆不是如想像中，或是如同政府宣傳的這麼進步、自由、開放。實際上，台灣社會有很多對人權的侵犯是未被看見的，例如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很多因為司法不獨立造成的冤屈等。王興中老師提到，當時他在參與街頭運動的現場，注意到有許多社會邊緣人士，他們可能曾透過司法或向政府陳情的方式尋求正義，但都沒有結果，只好藉著街頭運動的場合，才有機會向其他人表達他的冤屈或不滿。這群人有點像是中國現在所謂的「上訪」的人群，但其實台灣過去也有很多這樣子的人。

對於王興中老師而言，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太太。這位老太太總是背著一個裝著先生頭蓋骨的袋子。他的先生受到冤屈死掉了，她認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司法並沒有還她公道，但因為她的家境非常貧窮，這個冤案便一直沒有辦法伸張正義。會對這位老太太印象深刻，正因為王興中老師家裡也曾遭遇過司法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便對這個案子特別的同情；而且從這群人身上，王興中老師發現其實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並非政府所說因為被某些「黑手」甚至所謂的「共產黨」或是「政客」，為了政治目的去煽動他們。是當時的台灣社會真的存在各種不公平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是跟政治體制有直接的關係。

這些參與街頭運動的經歷或是個人遭遇的事件，都讓王興中老師認為與其去關注很遙遠的、不切實際的，所謂的「中華民國」相關議題，他更應該轉過頭來先關注台灣的問題。其中，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第二年又發生台灣的三月學運（1990年3月16日，又稱野百合學運）。在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台灣的人民多半是坐在電視機前面，沒有辦法幫上忙；但是在三月學運發生之際，王興中老師與當時許多的知識分子及社會運動家是真正參與在其中，而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也因為這兩個事件的發生，讓王興中老師更加地確認，對於中國發生的問題，真的很難去幫助他們，但是台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要做、而且也可以做得到的。因為鄰近大學畢業，王興中老師便希望在未來能找機會參與台灣的民主化跟社會改造的運動。

肆、普世價值與本土化運動

王興中老師認為，對於同時關心台灣政治與其它國際人權議題之間是沒有矛盾的，應該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說「關心弱勢、促進公平正義」是普世的價值，無論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去關注。而且以台灣特殊的地位，更應該去關注其它國家正在發生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件，因為台灣本身就需要國際社會的關注。

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剛起步，來自中國的壓力卻越來越大，兩岸關係令許多台灣人感到困擾，面對這樣的狀況，王興中老師特別有感覺：「我們不能只是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我們自己國內，應該要同時要去讓國際了解台灣的處境，但是你要別人了解你，首先你要了解別人，你要去關心別人。」當時許多台灣人權團體，也有很多王興中老師的朋友開始關心緬甸、聲援翁山蘇姬，以及西藏或其他的議題。

曾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的王興中老師，認為擔任這個職位及推動的工作常受到他人的質疑：「你連台灣都沒有顧好，你去管那些外國的事情，你有能力嗎？而且你幹嘛要去關心對我們有敵意的國家？中國對我們的威脅這麼大，去關心他們做什麼？」但王興中老師認為，正因為台灣處在這種壓力跟敵意之下，所以才更必須要去了解世界，了解中國，也要嘗試透過民間去化解這樣的衝突。

伍、研究興趣的轉變

王興中老師在碩士班時主要關注選舉研究，中間還曾參與實際的助選工作，但王興中老師認為選舉研究已經是台灣政治學的最主流研究領域，除了資料非常豐富，投身選舉研究的人也非常多，便希望做點不同的研究。

2000年，已投身媒體產業的王興中老師仍不減對於學術研究的興趣，適逢東吳大學政治系博士班第一屆招生，便進入東吳大學就讀博士班，並透過黃默老師推薦參與第一屆「族際青年領袖研習營」，由位在美國的中國民運組織「21世紀中國基金會」舉辦。所謂的「族際」是指在中國統治、在中國的主權領域下，或是受到中國影響的族群，包括中國的漢族、藏族、新疆的維族，以及當時剛剛主權移交的香港，當然也包括台灣。當時共有8位各方面的代表參與，包含勞工運動工作者、民進黨的年輕議員、媒體工作者、婦女運動工作者，以及原住民的朋友參加，作為台灣代表團參加這場研習營。

這次經驗對於王興中老師有很大的影響，除了是第一次踏上歐美國家，讓王興中老師最驚訝的，便是「原來西藏人並不會講中文」，由於小時候的教育是中華民族五族共和，藏族人、蒙古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支，也因此從來沒想過西藏、蒙古等民族跟漢族會有什麼不一樣，加上生活中也很難碰到這兩個民族的青年，甚至電影也幾乎沒有這樣的角色出現過。當在會議上第一次遇到西藏代表團，他們的長相和語言，完全與王興中老師認知的大相逕庭，也讓他意識到原來對於中國的了解是如此的貧乏，王興中老師在研習營內認識來自不同民族的朋友，也對中國的海外民運有初步的認識。這趟美國之旅，除了帶來極大的衝擊，同時讓王興中老師對於中國研究產生很大的興趣，雖然當下沒有意識到，但王興中老師的博士論文研究的確受到這次經驗的影響。

當時國際上也非常熱衷研究中國，但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研究卻較為罕見，更多的是中國村級選舉研究；而台灣則著重在中國的黨政、中共體制以及兩岸關係的研究。由於王興中老師的興趣比較偏向民主運動、民主轉型、社會轉型等方面，因此對於慢慢浮現的勞工、農民抗爭的研究較為感興趣，但在台灣比較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就在王興中老師苦惱論文該如何開始時，2005年底的《亞洲週刊》風雲人物的報導，便採訪了30多位中國的年輕律師，這讓王興中老師原本預計研究中國海外民運的方向，再次轉向中國境內正興起的運動。